王某曰：“此非独某县为然。凡小邑之地，官权少束，吏胥多贪，其弊有三：一曰‘吃拿卡要’成风。彼等视商贾为‘肥羊’，初以‘照章办事’为名，继以‘灵活处置’为词，实则雁过拔毛，无利不往。如办一纸文书，大城一日可毕，小邑必令你三番五次往返，非塞以‘辛苦费’不得行。二曰‘以权谋私’无度。或强令商贾从其指定之供应商购货，价高质劣；或借‘巡检’‘稽查’之名，勒索酒食，稍有不遂，便寻隙刁难。三曰‘办事昏聩’误事。彼等不谙商法，不晓流程，每遇一事，或推诿扯皮，或胡乱裁决，令商贾无所适从。吾曾见某县丞，将‘契税’与‘营业税’混为一谈，责令商贾重复缴纳，商贾争辩，反被斥‘抗官’，下狱数日。此等昏官，于小邑非鲜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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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城乡权衡 体用之道

李某沉吟曰：“听公所言，小邑之弊，诚足畏也。然大都地价高，人工贵，若企业根基初立，财力有限，何以支之？”

王某抚掌曰：“孺子能思及此，可谓虑远。吾尝筹之：‘于大都立企，于乡邑经营’，此乃两全之策也。”

李某惑曰：“愿闻其详。”

王某曰：“夫‘立企’与‘经营’，可分而治之。所谓‘于大都立企’，乃注册于大都，设总部于通衢，以享大城之政利、资讯、人才之便。譬如注册于金陵，则税务、法务、工商等事，皆可依规范办理，无暗箱之扰；设总部于大都，可聘精于会计、律法之人才，以理内政；又可近观市场动向，与同行切磋，得风气之先。”

“所谓‘于乡邑经营’，”王某指窗外乡野，“乃将生产工坊、仓储等置于地价低廉之乡村。今水陆交通渐便，物料运输、成品外销，虽处乡邑，可通大都。且乡村人工成本低，原料易得（如汝欲办织染坊，乡邑多产棉麻），正可利用其利。如此，总部居大都，掌政令、财务、营销之枢；工坊处乡野，司生产、仓储、物流之务，是谓‘体用分离，各取其长’。”

李某击节称善：“此计大妙！既避小邑之苛政，又享乡村之成本，复得大都之便利，真可谓一举三得！”

王某颔首：“然更有一要：于大都立企，需选‘政清人和’之地。如金陵、苏杭、临安等，不仅官府专业，且商贾云集，形成规模之利。彼处有商会、有公所，商贾遇有不公，可联名申诉，官府亦重商誉，不敢轻慢。若于小邑，商贾势单，一遇官吏刁难，便孤立无援，此亦大都之优势也。”

遂又言：“吾尝见一徽商，于杭州注册茶行，于皖南山区设茶山、茶坊。杭州总部掌茶引、关税、外销合约，山区工坊专事采摘、炒制。遇有税务疑问，杭州司吏明法以告；遇有山民纠纷，茶行以大都之规约示之，地方官吏亦因茶行注册于省城，不敢过分刁难。数年之间，其业大盛，此即‘城企乡营’之明证也。”

第五章 古今通鉴 商道镜鉴

李某豁然开朗，再拜曰：“公以亲身经历相告，又授以分治之策，晚生茅塞顿开。然敢问，古之商贾，亦有类似之择地之道乎？”

王某捋须道：“善哉问！夫商道虽变，人情则一。春秋之时，陶朱公范蠡‘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其居陶（今定陶，古之通邑），乃因‘陶为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此即择大都而居，以通资讯、便交易。至汉，桑弘羊行均输平准之法，于长安、洛阳等大都设官署，掌天下货物调度，亦因大都为政令、物流之枢纽。唐之扬州、宋之汴京，皆因都市之利，成商贾辐辏之地。”

“反观小邑，”王某叹曰，“汉时曾有‘酷吏’主政边县，商贾过县，必被苛察，甚者籍没货物，此与今之小邑吏胥何异？宋太宗尝诏曰：‘诸州商税院，不得苛留行旅，搜阅囊箧。’盖知小邑官吏易生贪念，故严令禁止。明清之时，凡大商巨贾，莫不在苏杭、广州等大都设号，即因小邑之政不可恃也。”

李某曰：“今之世，与古虽异，然人性之贪廉、政情之清浊，似有相通。公之教，非独适用于今，亦通于古今也。”

王某曰：“然。夫营商者，首在‘避害’，次在‘求利’。小邑之害，在于政苛吏贪，虽有地利，不足以偿其损；大都之利，在于政明法简，虽有地贵，终能因规范而致长远。今汝欲创基业，当效陶朱公之智，择大都以为‘根本’，取乡邑以为‘枝叶’，根本固则枝叶茂，此乃商途不易之理也。”

终章 定策远行 临别嘱言

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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