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四夷’。今欲拓市场，必以国力为基。臣闻福建、广东沿海，已造‘福船’‘广船’，其坚可敌泰西之‘夹板船’，当扩其船厂，募善舟者习水战，仿泰西炮术，铸精铁大炮，置诸船头。又当于沿海设‘市舶司’，掌关税、稽商旅，凡出洋商船，皆给‘公凭’，编队而行，遇海盗则合击，遇强邦则互援。如此，商队即船队，货船即兵船，进可贸易，退可自卫。”

小主，

胡雪岩摇首曰：“穆之公知强兵，未知‘商战’。泰西有贤哲名曰大卫·李嘉图（译称‘李加图’），着《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言‘比较优势’之理，谓各国各擅其长，互通有无，则彼此皆利。今吾邦丝绸、瓷器，彼邦呢绒、钟表，各有优劣，正可相易。若一味恃强，恐激其联合抗我，如春秋战国之合纵。某以为，当设‘商约司’，专司与外邦定约，仿泰西‘领事裁判权’（译称‘领事治讼权’），保吾商民在彼之权；又于吾港口设‘夷馆’，许彼商居住，示以开放，如此则‘利共均，怨共分’，市场可久长也。且泰西有‘专利法’，保护技艺创新，吾邦亦当立‘器艺专利’之条，鼓励工匠造新船、制新器，如此则器械自能精进，不待外求。”

第三章·利弊之辨

少年再拜曰：“诸老之论，如拨云见日。然闻‘利与害随，福与祸倚’，拓大市场，或可富民强国，亦或致财外流、民心浮动，敢问当何以避害而趋利？”

王景明捋髯长叹：“子能虑及此，可谓深谋。《老子》云：‘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昔汉通西域，虽得汗血马，亦使胡风内渐；唐开市舶，虽致万邦来朝，终有藩镇之祸。今西学东渐，其器虽利，其道或异。当设‘译馆’，选通士译泰西之书，辨其善恶，取其技艺，而斥其邪说。又当申‘华夷之辨’，令商民虽与外夷交易，不得弃吾衣冠礼仪，如《礼记》所言‘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

赵松雪接曰：“景明公虑教化，某虑财货。某闻泰西有‘重商主义’（译称‘重商之学’），谓国之富在金银内聚。今吾邦与西夷贸易，多以丝绸、瓷器易其白银，此乃‘以有易无’，利在吾也。然须防其以‘奇技淫巧’惑吾民，如钟表、八音盒之类，虽精巧而无益实用，当限其输入。又当察彼所需，专产其急缺之物，如茶叶、大黄，彼族食肉类，非此不得下，此乃‘以我之所有，制彼之所需’，如《盐铁论》言‘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

钱穆之抚掌曰：“松雪公知贸易之术，某知固本之要。《尚书》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今若重商而轻农，恐致谷价腾踊，流民四起。当定‘商农并重’之策，于拓市之余，劝课农桑，修水利，备荒歉。又当于商税中取其半，以济农桑，如汉之‘均输平准’，使商利不独聚，农困有所济。且边疆拓市，需粮需兵，皆赖内地转运，若农本不固，虽得海外市场，犹无基之厦，风至则倾。”

胡雪岩朗声道：“穆之公忧固本，某忧远略。泰西有《海权论》（马汉之书，译称《海权说》），言‘谁控制海洋，谁控制世界’。今吾邦拓市，必争海权。当造巨舰百艘，分守四海要冲，设‘海军衙门’统之，习泰西水战之法，如此则商船所至，海军所卫，财货可源源不断归我。又闻泰西有‘铁路’之制，陆地转运速于驼马十倍，吾邦当于内地先修铁路，通南北之货，再于海外殖民地（译称‘蕃属埠’）修之，使货物流通无滞。此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也。”

第四章·结语·九方之略

四老言罢，相顾而笑。王景明指少年曰：“吾等所言，或主德化，或主强兵，或重农本，或尚商术，子当何以裁之？”

少年再拜稽首曰：“诸老之言，如星辰丽天，各照一方。晚辈以为，拓大市场，当合‘九方之略’：

一曰立制。仿《周官》设‘司市’之职，定《商律》百条，明契约、关税、专利之规，如赵公所言泰西《罗马法》之例。

二曰兴业。聚民间之资，立‘股份公司’，如胡公所言荷兰东印度公司之制，兴船运、纺织、器械诸业。

三曰强技。设‘器艺院’，译泰西工艺之书，奖工匠创新，如胡公所言‘专利法’之意。

四曰固防。造坚船利炮，设海军衙门，于南洋要地筑城屯兵，如钱公所言‘以战止战’之策。

五曰通汇。立国家银行，发行纸币，通万国汇路，使财货流转如江河。

六曰怀远。遣使者宣谕德化，定商约结好外邦，如王公所言郑和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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