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实在看不过眼,联合了县城中一些同样正直的百姓和乡绅,被迫站出来,临时组织起来进行自救和维持秩序!原县令冯明志等,在那个混乱时期,要么畏罪潜逃,要么被府衙勾结的恶势力迫害‘失踪’或‘遇难’,县衙的印信和职能也因此中断!草民和百姓们,正是在那种绝境下,为了不让县城彻底沦为周定山及其爪牙的乐园,才临时挑起了重担,勉力维持县城的基本运转,抵御外敌,并等待朝廷的明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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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折中言及县城损失惨重,但本官在城中看到的却是欣欣向荣之景,百姓安居乐业。这恢复速度,令人惊叹。先生是如何做到的?”林思远再次抛出疑问,试图找出破绽。
秦朗叹了口气:“大人所见不假,如今的平安县城,确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安稳。这并非草民一人之功,而是百姓们浴火重生,迸发出的巨大力量!战后,县城确实一片狼藉,但百姓们经历了生死存亡的考验,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
他接着道:“我们只是做了一些简单的规划:免除了过去那些不合理的苛捐杂税和徭役,让百姓的劳动所得真正归于自己;严惩了过去的贪官污吏和地方恶霸,保障了商队的往来安全;同时,将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优先用于恢复生产,购买更好的农具和种子。百姓们看到了希望,自然会拼命劳作,这种干劲,才是县城能够迅速恢复,甚至超越以往的根本原因。大人可以看到,这里的每一砖一瓦,都浸透着百姓的血汗和希望。”
王明远也适时地补充:“秦先生推行的新政,以民为本,极大地激发了百姓的积极性。同时,我们将过去被贪官污吏中饱私囊的财富,都用在了县城建设和民生上,自然能看到显着效果。”
林思远听着秦朗和王明远的解释,心中再次被冲击。他们承认了县城的繁荣,但将功劳完全归于百姓的积极性、免除以前不合理的课税和徭役以及资源的高效利用。这套说辞,虽然听起来合理,却依然无法解释秦朗作为一个“草民”是如何有能力设计和执行这些政策的,以及他那异于常人的手段和眼界。
“既然县城如此富庶,为何奏折中言及无力足额缴纳皇粮国税?”林思远紧盯着秦朗的眼睛,这是最核心的矛盾点之一。
秦朗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黯然:“大人明鉴。战乱虽已平息,但县城两次遭受府衙和江湖匪徒的攻击,损失确实惨重。许多房屋需要重建,大量武器损耗,伤员需要安置,军队也需要维持。我们虽已尽力恢复,但家底子已经空了。奏折中提及的,乃是实情。”
他话锋一转,语气中带着一丝恳切:“更重要的是,大人也知道,周定山尚未伏法。他一日不除,平安县城就一日处于危险之中!我们必须将剩余的钱粮,用于加强城防,用于购置军备,以应对他随时可能发起的再次攻击!若是将这些钱粮上缴府衙,恐怕又会被周定山中饱私囊,反过来成为他攻打平安县城的资粮!草民和百姓们忠于朝廷,但这笔钱,必须用于县城的自保,以防落入贪官手中,辜负了朝廷的信任!”
王明远也适时地叹了口气,表示无奈与认同。这番话,让林思远无法反驳。将税赋交给周定山,确实有可能资敌。秦朗把“抗税”的责任,巧妙地转嫁给了周定山的贪腐和威胁,并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在特殊情况下,为了忠于皇帝而不得不“特殊处理”税赋的臣民。
最后,林思远问出了他心中最深的疑虑:“秦先生所求为何?是想取而代之,还是另有图谋?”
秦朗闻言,神色坦然,语气坚定:“草民所求,唯求天下太平,百姓安乐。此生所愿,便是能看到一个清明盛世,百姓安居乐业。我并非追逐权势之人,只是不忍看到百姓被贪官欺压,被恶势力鱼肉。今日我代管县衙,只因原县衙瘫痪,百姓无人能护。待朝廷明察,派遣贤臣良吏,草民自当交出大权,退居山林,继续做一个默默无为的草民。”
他站起身,向林思远郑重行礼:“草民愿向大人保证,我对朝廷忠心耿耿,对陛下绝无二心!所做一切,皆是为了守护陛下子民,守护陛下疆土!”
整个会面,林思远的问题如同利刃,一次次刺向秦朗。但秦朗的回答却像无形的棉絮,看似柔软,却又将所有的问题巧妙地包裹、化解。他将自己的神秘背景归结为“读书”和“百姓合力”,将县城的奇迹归结为“百姓的努力”和“新政的合理”,将“抗税”归结为“防止资敌”的无奈之举,将自己的目标描绘成“功成身退”的忠义之士。秦朗的应对滴水不漏,逻辑自洽,且将所有责任推给了周定山和苛捐杂税,把自己置于“忠诚的自救者”的道德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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