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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告诉家人”也是未成年遭受侵害后常常会出现的状态。张宜鹏分析，孩子这时候的心理会非常复杂，比如儿童及其家庭严重缺乏性知识；恐惧受到报复、恐惧累及家人、恐惧破坏亲属关系；来自社会文化对性污名化而导致的儿童羞耻感；缺失及时性的支持和帮助；儿童尝试揭露受到的家庭负向反馈等。家庭和社会无法给她们保护，所以她们没有勇气站出来。

当一些较小的小孩遭受侵害时，父母的处理方式则直接决定孩子的记忆和感受。

3岁多的西西平时跟着妈妈，偶尔会交给爷爷奶奶照顾。一天晚上睡觉前，妈妈发现孩子的贴身秋衣穿反了，奶奶也很疑惑，说孩子并没有睡午觉。一番询问下，孩子说邻居大爷摸了她。原来，西西被邻居大爷以带出去玩为借口，带回家中实施了猥亵。

西西的奶奶得知后非常自责，在家以泪洗面。张南南受到委托后介入，她告诉西西的家人，孩子长大之后会怎么想，取决于现阶段家长怎么做。

黄燕也是深圳福田区启航公益服务中心的司法社工，她提到，要用小孩能听懂的方式告诉她“什么是猥亵”，比如哪些是隐私部位，不能让别人摸，遇到别人的触摸或一些感到不舒服的动作，应该拒绝或者告诉家长。如果父母还是难以说出口，也可以由社工来和孩子沟通。一直瞒下去，可能孩子长大了之后，除了自己被猥亵的创伤以外，还会因为回避的态度，觉得这是一个不能谈论的事，是自己给家里丢人。还有一些孩子在目睹家长一次次情绪崩溃后，反而责怪自己说出了真相，让自己最爱的人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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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处理的课题。王琴说，有一些创伤严重的孩子会直接影响社会生活，她们不敢一个人待着、不敢一个人出门，一定要父母陪在身边，也不再能适应学校的生活。黄燕提到，保障基础生活是被害人救助的初级目标，个人的内在成长则是更为高级的服务目标。

孩子们也能发展出自己的应对方式。黄燕曾遇见过一个“抗逆力”很强的女孩。15岁女孩佳月，因为网络交友线下见面时被侵害，自己报了警。黄燕在一站式取证中心见到佳月时，能察觉出她的难过，同时也感到她身上有着“积极”的另一面。

但立案调查之后，举证却很艰难。案发地点没有监控，嫌疑人也不承认，由于证据存疑，案子最终没能推进到庭审环节。

随后佳月确诊了抑郁症，并休学一年，其间黄燕持续在跟踪。佳月告诉她，“那件事发生得很突然，父母没有教过，学校也没有教过。”佳月还告诉黄燕，她想要上高中，如果一直沉浸在伤痛中，对自己是不利的。

黄燕感受到了佳月改变的意愿，为她联系了心理医生等资源。直到佳月复学后，她告诉黄燕，老师和同学们对她此前的抑郁症都有不好的评价，但她觉得那是别人的问题，不是自己的问题。黄燕惊喜地在佳月身上看到了反击能力和不断向好的迹象。

这要求社工服务的时间足够长。而长期服务直接指向的问题是，资金从哪里来？

社工机构属于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尽管能得到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力量的支持，但依然需要一定的基本运营费用，例如场地租金、人员雇用、差旅费等等。另外，目前司法社工的资金支持更聚焦于司法流程之内，但在实际情况中，被害未成年人的服务往往会持续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案件审理结束后的干预，同样重要。

首都师范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教授、北京青少年社会工作研究院执行院长席小华曾把未成年人司法社会支持的主体分为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两个维度。前者由政府组织、司法机构、学校等提供支持，后者来自家庭成员、亲属、非亲属关系人以及非政府组织、慈善机构、相关社区、社会工作组织等提供的支持。

在正式支持中，封雪从工作中感受到，未检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已经展开。

2018年，共青团中央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签署构建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社会支持体系的合作协议，由共青团培育、扶持青少年社工服务机构，协助检察机关组建合适的成年人队伍、开展诉前社会调查、建设未成年人观护基地，促进专业化办案和社会化服务有机衔接，成为共青团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和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载体。

慈善机构则是非正式支持中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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